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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水生涯
王开林
提起沈从文，纵然绕够十八道弯，也绕不开湘西，更绕不开凤凰。一条五百里长的湘西大走廊，北有风景，而南有人文。风景中的张家界和天子山，集聚了鬼斧神工的造化之美，人文中的熊希龄和沈从文，也是钟灵毓秀的龙凤之俦。凤凰古城的确小如一张明信片，巴掌大的地方，上面横陈着一条细如蛇肠的沱江和江边一字排开的人家，全揣入青山的怀抱，揣得是那么深，又那么紧，塞也好，说它贫穷也好，或说它蒙昧也罢，它都不会奋起反驳。它一只手交出任你的手再长，也寻摸不到它的底蕴。湘西是神秘的，凤凰更神秘，你说它闭了熊希龄这位北洋政府的国务总理，另一只手则擎起了沈从文这位赤子般的文学大家，它的奉献不可谓不丰厚！凤凰，凤凰，若未出品熊希龄和沈从文这样的人中俊彦，它又如何当得起“凤凰”之称？
沈从文十二岁就接受了基本的军事训练，十五岁随军外出，曾做上士，后来还以书记名义随大军在边境剿过匪，又当过城区屠宰税务员，这“放纵野蛮”的数载间，他看够了底层人物细微的悲欢。到了二十岁，他决意去北京闯闯，那可真是不知天高地厚的莽莽撞撞的“闯”啊！别说丰满的羽翼，他连糊口的技能也还不曾学到几样，只有一身单衣、一支秀笔和一颗发热的脑袋。他从前门站下车，抬头眺见那气势慑人的高耸的大前门，几乎吓坏了。毕竟满怀着尚未销磨的少年意气，犹如巴尔扎克笔下那位发誓要征服花都巴黎的英俊少年吕西安一样，沈从文也喊出了自己最强劲的心声：
“啊，北京，我要来征服你了……”
然而，冷遇和打击正在前头虎视眈眈地等着他。在古都北平，沈从文心里虽排有一小队人马，却举棋不定。他特意将熊希龄擢拔出来，视之为灶神爷，企望他能给自己介绍个谋生的差，两人毕竟还沾点转折亲。可万万没想到那位被人称为“熊凤凰”的北洋政府前国务总理，虽蓄有万贯家赀，在西山大办慈善事业，这回却不肯念及同乡之谊，对布衣菜色的沈从文丝毫未表同情。同是饮沱江水长大的两位大贤因此交臂而失，并且是以这般充满恨憾的方式交臂而失，真令人惋叹唏嘘。
京城米珠薪桂，原是居大不易的地方，生计无着，这是燃眉灼睫的困窘啊！沈从文拿出了那支秀笔，铺开稿纸，将印象中的故土人物一一抟泥吹活，他笔下原无半点章法，就那样写了，管它是小说，还是散文，或是别的什么，写成了，一篇篇寄出去，却很少被刊出，生计便愈见其穷了。这也难怪，识珠的人还未来，琢璞的人也还未来，他只能挨饿，挨饿，挨饿，直把自己辘辘的饥肠饿成绿绿的鸡肠。他在一间阴冷的杂屋里写啊写的，冬天了，无钱买炭，四壁漏风的屋子久已冻成冰窟，他裹着单薄的被子，还在不停地写，仿佛着了魔，守在黑暗的小屋，独立进行一场“刺刀见红”的人生苦斗。手上的冻疮已溃破流脓，鼻孔里的鲜血也滴在稿纸上，他用雾蒙蒙的眼光望了一下窗外，听见了冰凌断折的声音，心里顿时有了一波颤栗，也有了一闪惊疑，这样饥寒交迫，究竟还能撑持多久呢？还是求援吧，向远方的老母幼妹？怎么开得了口？再说远水不解近渴；向近处的朋友？近处又哪有什么朋友？真是“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啊！他好歹想起了一个人，他是素未谋面的同道，平日里最不喜欢哀哀地哭穷，但看他那和血含泪的文字，心该是极善极热的。何不试试看呢，反正无所谓希望，也就无所谓失望。
沈从文笃定了想法，便在信封上写好收信人的姓名：郁达夫。过了两天，柴扉上真有人轻叩了三下，又重叩了两下，沈从文打开门，门外站着一位身着灰布衣衫，面容清癯的书生，凉凉的镜片后闪动着热热的目光，不用问，他就是救星郁达夫了。看看屋子破庙样的寒碜相，再看看沈从文冻馁交加的样子，郁达夫立刻就明白了这年轻人眼下已沦落到何种困境，于是吃饭就成了最紧要的事情。在附近的馆子里，郁达夫点了一份葱爆肉丁，还点了好几个荤菜，看着沈从文狼吞虎咽，他不禁感到一阵阵心酸。这顿饭，郁达夫用一张五元钞付账，还找回三元多，他都推给了沈从文，又解下脖子上的围巾，送给这位酷爱文学，以至于拼命的小兄弟。两人含着泪依依告别。昔年漂母一饭救了韩信，此日（郁）达夫一饭也救了（沈）从文，那可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道极其苍凉而又温暖的风景。直到翌日，郁达夫多愁善感的心仍久久不能平静，遂振笔写下了满纸义愤的散文名篇：《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公开状》。对扼杀青年前途的极不公平的社会现实，郁达夫发出令人闻之色变的控诉。文章一开头，作者便说自己太无能，不足以赈济身处涸辙穷途的朋友，可贡献的惟有几条建议：上策是去当土匪，去拉洋车，可沈从文手无缚鸡之力；其次是去革命，去制造炸弹，可沈从文手中只有一把裁纸的小刀，如何革得了阔人的尊命？惟余头发上的灰垢和袜底的污泥，纵身怀绝技，炸弹也无法造成；中策是弄几个旅费，早日回家，从此与老母幼妹相依为命地度日，可是这年头道路不靖，何况旅费也找不着；所剩者惟有下策，“啊呀，不愿说倒说出来了，做贼，做贼，不错，我所说的这件事情，就是叫你去偷窃呀。”作者还郑重其事地建议，要偷，“最好是从亲近的熟人做起”，先去试试偷那熊善人的家财，反正他那厚产也是用别样的手段从别处偷来的，“你若再慑于他的慈和的笑里的尖刀，不敢向他先试，那么不妨上我这里来作个破题儿试试”，偷不到钱，总还有几本旧书。
郁达夫的这篇文章真可谓“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至今披读，仍感到彻骨的寒冷。若非深知其心，善解其意的书生，总难免认为他调侃过头，迹近油滑。试想，同是天涯沦落人，宅心仁厚的郁达夫又怎会往沈从文的伤口上猛撒生石灰呢？他无疑是识珠者，更是爱才者，此后便大力介绍沈从文的习作给京城各大副刊；接踵而至的徐志摩亦无愧为琢璞者，他在自己主持的《晨报副刊》上发表了沈从文的大批小说，并为之四处延誉，还将这位笔极秀极笨的小青年推荐给中国公学校长胡适之。胡适也是别具慧眼，求才若渴的大名家，每每能赏识青年于牝牡骊黄之外，他二话没说，就聘任这位忐忑而羞涩的“山民”做了中国公学的国文教师。据沈从文自己讲，他为自己的“处子演出”预先做了扎扎实实的准备，足可应付一小时而绰绰有余，但上了讲台，面对台下黑压压的学生，一慌神，他三言两语就将要说的话全泼得盆儿见底了，很受了一回窘迫。只念过小学的沈从文飞升为文学家，固然是一个奇迹；他登上大学讲坛，则是更了不起的壮举。在二十年代群英荟萃的北京，又有什么人文奇迹和人文壮举不能实现呢？换了别的年代，换了别的地方，便很难成立。在中国公学，沈从文开始了极富创意的人生，不仅文学作品愈加丰稔，而且还认识了张兆和，收割了一垄“伊甸园的麦子”。
沈从文任教中国公学期间，因授课之便，认识了英语系的女生张兆和。张兆和与姐姐张元和、张允和、妹妹张充和都是聪明好学秉性端庄的大家闺秀，号称“张门四枝花”。按说，沈从文在纯洁美丽如天鹅的张兆和面前，应该是自卑的，但他有股子头撞南墙的倔强劲。“凡是沉默寡言的人，一旦堕入情网，时常是一往情深，一发而不可收拾”（梁实秋《回忆沈从文》），既然口才不济，又十分害羞，沈从文便祭出自己的法宝，暗地里发起了书信攻势，这一超级强项亦可算是他的“撒手锏”。可是信寄发之后，都如泥牛入海，丝毫未得佳人的青睐赏识，直急得他神魂颠倒，想要跳楼。张兆和对沈从文的初步印象并不怎么佳，他平时不太讲求风仪，总显得邋邋遢遢，性情孤僻，课也讲得磕磕巴巴。虽说大家轰传徐志摩如何如何欣赏这位貌不惊人的沈才子，但她平日只知读书用功，根本没留意过沈从文有些什么赏心悦目的新作。再说吧，张兆和担心师生恋的风波会累及自己的清誉，这种事总是百口莫辩的。于是她便携着沈从文的几十封情书作为罪证，气呼呼地去找校长胡适，请他出面制止沈从文这样玩命玩火的“纠缠”。她还特意剔出沈从文情书中的一句话——“我不仅爱你的灵魂，我也要你的肉体”——证明对方出言无礼，含有侮辱的意味。殊不知，胡适听完她这席忿忿然的陈述，脸面上堆满严肃的神情，眉头也皱成了“川”字，心里却乐开了花。等张兆和控诉完，胡校长紧锁的眉头即刻舒开了，竟以长者温和的语气对她说：“事已至此，我劝你嫁给他。”张兆和闻言大吃一惊，但如何挡得住胡适校长的百般解劝？便急转直下默无一词地收拾好那包“罪证”，掉头回去了。胡适一向乐于玉成他人的美事，如此投机取巧地扮演了一回月老，竟做成一桩了不起的功德，人前人后自然有得一吹。
黄永玉在《太阳下的风景》中有一段讲到了表叔沈从文与婶婶张兆和的婚姻，写得颇有趣致：“婶婶像一位高明的司机，对付这么一部结构很特殊的机器，任何时候都能驾驶在正常的生活轨道上，真是神奇之至。两个人几乎是两个星球上的人，他们却走到一道来了。没有婶婶，很难想象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又要严格，又要容忍。她除了承担全家运行着的命运之外，还要温柔耐心地引导这长年不驯的山民老艺术家走常人的道路。因为从文表叔从来坚信自己比任何平常人更平常。所以形成一个几十年无休无止的学术性的争论。……这里有一个秘密，作为从文表叔文章首席审查者，她经常为他改正许多笔误。”
对于这份来之不易的爱情，沈从文显然将它视为了“战利品”，相当得意。后来，他在致张兆和的家书中以自炫的笔调写道：“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
天作之合的婚姻正是沈从文取得文学成就的一个大前提，甚至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可惜常常被研究沈从文的学者们忽略了。
世间真有百思始得其解的怪事情，每次只要我规规整整地写下“沈从文”三个字，我就立刻会想到水，汪汪洋洋的水，这倒不是因为他的“沈”姓有一个三点水的偏旁，而是因为他如水的性情。他曾在写于一九三一年的《自传》中说：“我情感流动而不凝固，一派清波给予我的影响实在不小。我幼小时较美丽的生活，大都不能和水分离。我受业的学校，可以说永远设在水边。我学会思索，认识美，理解人生，水对我有极大关系。”到了一九四七年，他写《一个传奇的本事》时，便有了更完全的说明：“水和我的生命不可分，教育不可分，作品的倾向不可分。……水的德性为兼容并包，从不排斥拒绝不同方式浸入生命的任何离奇不经事物！却也从不受它的玷污影响。水的性格似乎特别脆弱，且极容易就范。其实则柔弱中有强韧，如集中一点，即涓涓细流，滴水穿石，无坚不摧。水教给我粘合卑微人生的平凡哀乐，并作横海扬帆的美梦，刺激我对于工作永远的渴望，以及超越普通个人功利得失，追求理想的热情洋溢。”沈从文笔下的这段隽语，足以启发我们更精到地理解老子所说的“上善若水”和孔子所说的“智者乐水”所包含的深意。
沈从文的性情确实宛如一派清波，表面温和，却心劲十足，忍辱负重而能包容广阔。因此他在“文革”期间被众小将批斗，不失乐观；打扫历史博物馆的女厕所，也不失乐观；被流放到湖北咸宁，仍一如既往地不失乐观，还写信给表侄黄永玉，居然说：“……这儿荷花真好，你若来……”那是魔影憧憧的年代，要想做堂堂正正的人，尤其是堂堂正正的知识分子，千难万难，所谓“乐观”，实有如穷人家的最后一把救命粮草。瞧瞧看吧，史学家唐兰竟在嘉鱼大江边守砖，大学者钱钟书也只勉强够格管管仓库钥匙。尽管如此，他们不得不乐观，意绪一消沉就会自寻短见，乐观是当时知识分子挺挺然或佝佝然活下去的惟一本钱。有了这份格外沉重的乐观精神，沈从文才能在极其恶劣的生存条件下，穷且益坚，不堕青云之志，仅凭记忆写就《中国服装史》。
沈从文的确具有了“上善若水”的道家智慧，道家的“清静无为”、“无用乃为大用”的理论正是中国知识分子身处逆境、厄境、绝境时的救生符。革命小将把“打倒反动文人沈从文”的标语贴在他的背上，他只是有一点点不开心地说：“那书法太不像话了，在我的背上贴这么蹩脚的书法，真难为情！他们应该好好地练一练的。”当“北风”最紧的时刻，他与黄永玉相遇于东堂子胡同，交臂擦身之际，他温语叮咛这位大表侄：“要从容啊！”道家的智慧原本因乱世而兴起，这种因乱世而兴起的智慧却被中国知识分子当做常规法宝，爱不释手地使用了几千年，而且被充分地应用于那个“形势一派大好”的年代，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莫大的讽刺和悲哀。沈从文以矫若游龙的笔势一路奋迅写来，其实他早已分明看到，在中国现实中，文学与政治犹如圆凿方枘，彼此格格不入，难合铆榫。他在《一个传奇的本事》中曾说：“正因为工作真正贴近土地人民，只承认为人类多数而‘工作’，不为某一种某一时的‘工具’，存在于现代政治所培养的窄狭病态自私残忍习惯空气中，或反而容易遭受来自各方面的强力压迫与有意忽视。欲得一稍微有自主性的顺利工作环境，也并不容易。但这不妨事，倘若目的明确，信心坚固，真有成就，即在另外一时，将无疑依然会成为一个时代的标志！”他的这段话（写于１９４７年）极具预见性，随后不久，他就因为不肯做“工具”而“遭受各方面的强力压迫和有意忽视”，连“稍微有自主性的顺利工作环境”也不可得了。他在创造力依然旺盛之时，“准备再好好地写几个本子”，却于五十年代初到四川内江参加土改，写出一大堆“重复性的政治语言”（张兆和的说法），自己也很厌弃那些惨不忍睹的怪胎，终于未展长才，便颇不情愿而又无可奈何地休了笔。关于政治和文学，在同一篇文章中，他还有以下的说辞：“虽然两者真正的伟大处，基本上也同样需要‘正直’和‘诚实’，而艺术更需要‘无私’，比过去宗教现代政治更无私！必对人生有深刻的悲悯，无所不至的爱！……然而明日的艺术，却必将带来一个更新的庄严课题。将宗教政治充满封建意识形成的‘强迫’、“统制’、‘专横’、‘阴狠’种种不健全情绪，加以完全的净化廓清，而成为一种更强有力的光明健康人生观的基础。”很显然，沈从文当时对文学艺术的前途是乐观的，而且有点过于乐观，他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历经三十多年的炼狱生涯后，到了八十年代初，他曾对日本政府一个专家组的成员说：“……我一生，从不相信权力，只相信智慧。”（黄永玉《平常的沈从文》）沈从文的“不识时务”是出了名的，他直言无忌的笔锋曾戳痛过鲁迅和郭沫若这样的“大人物”，他不害怕权威，只服膺心目中的真理。在二十年代中期，他就有十二分勇气写《扪虱》那样的文章，在文坛四处捕“虱”，将名人粗劣的文字毫不留情地捉出来示众。诚然，他信服的从来都不是权力，而是智慧。
我曾有缘三度参观在凤凰的沈从文故居，那十余间环回相连的木屋早已空空如也，易令人兴发“黄鹤一去不复返”的感叹。如今，故居里只剩下旧时的一张床、两条书桌、几把座椅、满是污垢的油灯和熏黑的帐幔，均已难辨真假。故居内收藏有大小二十余件附庸风雅的字画，这些“作品”贸贸然占领了漆色暗淡的板壁，均显出极不相类的滑稽神情，那些佛头着粪的涂鸦者一个个洋洋得意，并没有半分自惭形秽的意思，亦属于奇事一桩。飘瞥之际，惟独故居旧主人留下的那几页字迹清劲的《边城》手稿令人生出昔年何年今夕何夕的沧桑之感，我为之久久伫观，不忍遽然离去。
沿河边的石板路走，你便会与沈从文产生共识：“河岸上那些人家里，常常可以见到白脸长身、见人善作媚笑的女子。”（《我所生长的地方》）沿河一带的居民都已富裕起来，街边到处都是商店，那些卖食物、衣服和工艺品的苗家姑娘明眸皓齿，水灵水秀，穿戴着靓丽的民族服饰，笑意盈盈。小城人是该好好感谢沈从文的，他们生活中的不少甜头都拜这位“山民艺术家”所赐，因为他的文章宛若馨香远溢的春花，招来了一群群远方的“蜜蜂”。
一九九二年三月，沈从文的骨灰播迁故土，场面冷冷清清，本地报纸竟然只浑不在意地发了几十个字的消息。当时，就有人愤愤不平地说：“这是文学的悲哀，这是文学家的悲哀！”于死者——一生澹泊自守的沈从文，哀荣毫无意义；但生者如此薄待前贤，又岂无愧怍？沈从文的骨灰安葬在离凤凰古城一里半的听涛山。周匝群峰耸翠，中间一水东流，这正是一方静息和长眠的宝地。翼翼然拾级而上，不过数十米，便可见到一块未经打磨的大石头植于道旁，若不是凿凿无欺的刻文所示，我简直不敢相信眼前这块近乎粗糙的麻石就是沈从文的墓碑。清简、质朴、浑厚，这原是沈从文为人和为文的特点，在墓碑上再次得以充分体现，可见其人一以贯之的作风。奥地利文学家斯蒂梵·茨威格旅俄期间曾拜谒过列夫·托尔斯泰的墓地，那是一方僻处桦树林中，别无修饰的长方形土堆，“无人守护，无人管理，只有几株大树庇佑”，最伟大的生命原是如此沉静地归于泥土。事后，茨威格写了一篇饱含深情和敬意的纪念文章《世间最美的坟墓》，对朴素墓地下长眠的同样朴素的灵魂，作了由衷的赞美。我站在沈从文的墓前，内心也满怀着铮铮然弦响未绝的感动。青山有幸啊，成了沈从文的安息之地，有幸的青山虽然不高，亦足以令人仰止。
墓石的正面镌着沈从文的十六字真言：
照我思索，能理解“我”；
照我思索，可认识“人”。
一位心怀万有的大师骨子里又岂能缺少这份引领众生昂然上路的自信！沈从文追寻美惠三女神的衣香鬓影，苦苦追寻了整整一生，笔管中满满地灌注着不衰不死的热爱，他的作品才拥有鲜香鲜色的灵魂。
墓石的背面是沈从文的姨妹张充和女士所写的挽联，联语简明扼要：不折不从，星斗其文；
亦慈亦让，赤子其人。
这幅挽联巧妙地使用了嵌字法，嵌的是尾字，细看来，便是“从文让人”，精当而中肯。沈从文前五十年著作等身，后三十余年，他不愿作媚上取容的政治工具，不爱写虚伪的“载道”之文，而宁肯割弃固有的文学名声，去潜心研究中国古代服饰文化。这种“不折不从”的精神，在当时被讥为不识时务，听够冷嘲，看尽白眼，但我们撩开历史的重重迷雾，坎坷路途，风雨岁月，又有几位老作家的艺术良知能像他那样岿然独存？
一九九六年，黄永玉为沈从文陵园补刻一块石碑，题词为：
一个士兵，要不战死沙场，便是回到故乡。
听涛山下，沱江日夜奔腾。曾自称为“小兵”的沈从文灵魂已化作一缕清风，回到了故乡桑梓，他的一半骨灰已撒入湍湍清流，随粼粼逝波汇入灏灏长江茫茫大海，奔向那永恒的归宿。
沈从文是一片云，一片无心以出岫的白云，萦绕在中国文学的峰青峦翠之间，织造出一幅神秘的风景；他那秋水样澹泊的性情，春水样温暖的怀抱，也因其不朽的作品而得以永久地润泽后人。若要用精洁得不能再省的字样总结沈从文的一生，我以为，用“云水生涯”四字可收全效，其荦荦胸臆的确尽在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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