踔厉风发 位卑思进



——《滕王阁序》赏读



（226500）江苏省如皋中学 刘国良



上元二年（675）9月，王勃南下省亲，途经洪州，躬逢洪州都督滕王阁盛宴，“汎然不辞”（《新唐书·王勃传》），欣然而作，写下了光耀千秋的名篇《滕王阁序》。千百年来，人们陶醉于诗人笔下雄浑壮阔的境界，意痴神迷。原因不仅在于诗人所描绘的景色优美，更在于它始终氤氲着一份昂扬的激情，一股蓬勃的力量，一种催人向上的朝气。因此，当我们再次赏读这篇美文，与其将它看作是宴饮饯别的应酬之作，毋宁视其为状景记游的散文佳构，更毋宁认同它是诗人踔厉奋发、位卑思进的人格写照。惟其如此，我们才能越过觥筹交错的宴饮欢歌，披开诗人笔下排闼而至的美景烟霞，真正体味到诗人雄阔放达的超逸情致、好修不懈的崇高品质，以及时不我待的进取精神。

王勃少年得志，“恃才傲物，为同僚所嫉。”（《旧唐书·文苑传》）。这样的个性决定了他的仕途必然多舛。在写就《滕王阁序》前几年，就先因戏檄英王鸡，被逐出沛王府；后又因擅杀官奴，被判死刑下狱，遇赦免死。运命偃蹇，梦幻破灭，凄惶苦楚自不待言。他说过，“顿忘山岳，坎坷于唐尧之朝；傲想烟霞，憔悴于圣明之代。”（《夏日诸公见寻访诗序》）按常理，任何遭困顿、受压抑之人，登临感怀，总不免要将自己的失意落拓之怨附着到景物之中，以哀景显哀情怨意，亦如王国维所说：“以我观物，则物皆著我之色彩。”但受北方儒道人生哲学以及阴阳象数易学影响的他却始终保持着雄阔放达、超逸竣拔的生命情致，雄眄一切、高视阔步的人生姿态，愈挫弥坚、清操更厉的人格高蹈，使得其笔下之景雄壮、奔放而无半点哀怨、感伤。“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地势何等雄奇！“雄州雾列，俊彩星驰”，宾客何等隽逸！“千里逢迎，高朋满座”，场面何等豪盛！“潦水尽而寒潭清，烟光凝而暮山紫”、“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秋景何等绚丽！层峦耸翠、飞阁流丹、川泽骇瞩、渔舟唱晚……既显现着欣欣向荣的高华气象，又充盈着一种少年般的豪迈气概。没有“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的消沉，更没有“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的落寞。倘若有人认为，诗人是借这寥廓壮美的山川秋景抒发怀才不遇、愤懑凄凉的感情，无疑有些欠妥。诗人之情“非先辨乎物则不足以考其性情”（胡寅《致李叔易》），情朗则景丽，情暗则景灰，这是个简单的道理。

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士人，一向以“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为人生价值取向。“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屈原）。居卑位而思有为，处困顿而思奋发。不甘沉沦，洁身自好，涵养品性，自我砥砺。这种好修不懈的崇高品质在王勃的这篇序文中同样有所体现。“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酌贪泉而觉爽，处涸辙以犹欢。”遭斥逐不绝望，逢乖蹇不丧志，而是“望长安”、“目吴会”、“怀帝阍”、“奉宣室”。这样的人格约定，让王勃不朽，令世人振奋。失意固然郁抑，落拓也会“兴尽悲来”，却始终持有壮怀。这里的“悲”不是悲痛欲绝、悲伤凄切，而是一种少年空灵般的感伤，一种杨意不逢般的悲叹与惆怅。叹夙志不展鸿图中夭，叹经世致用之志空落，叹满座高朋志得意满而己穷困茕独，更叹“时运不齐”“无路请缨”、“盈虚有数”。因为在他的心中始终洋溢着恋阙思君的情愫：“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窜梁鸿于海曲，岂乏明时？”圣主、明时俱在，可以等待机会，同时也要修身安贫、达人知命，决不效阮籍穷途之哭，放任自流。

这种好修品质的激励与鞭策，使诗人产生“日月忽其不淹兮…恐美人之迟暮”（屈原）的时间忧患，激发起时不我待的进取精神。“北海虽赊，扶摇可接。东隅已逝，桑榆非晚”，抓住眼前，把握当下，渴望用世，及时努力，莫负年华，何等豪迈！这种由时间忧患所触发的进取精神正是基于对社会、民生现实的忧患，是对个体生命遭际忧患的升华和超越。这种忧患激越而崇高，决非“川途去无限，客思坐何穷”（陈子昂《白帝城怀古》）的落寞，亦非“六朝文物草连空，天淡云闲古今同”（杜牧《开元寺水阁》）的虚无，更非“一日复一朝，一夕复一朝，容色改平常，精神自损消”（阮籍《咏怀》）的沉沦。这种进取精神正是诗人在洞察人生之后所感知到的天地无穷、人生长勤的积淀。

明人徐献忠评勃诗云：“子安早握玄珠，天然艳发，登高而赋，钟石必陈。盖其上薄云天之气，下缠幽寂之忿，蓄以疏才，发以盛藻，直举胸臆，俯瞰前古，宜其无可为节也。”（《唐诗品》）以此总绾本“序”，倒也不失为一段的评！



《语文周报（高二版）》2005年5月24日（第2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