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当统治或者体制，成为一种暴力，道德的缺失，话语权的缺席，就形成一种固定的社会生存状态：沉默，然后被迫边缘化。我个人认为，这是鲁迅先生《药》这篇小说中，最深刻的内蕴之一。在《药》中，沉默者的弱势性，无地位性，以及生命或者存在的无意义性，在那特定的社会语境里，作为生命个体的基本生存意志，已经被彻底漠视，更被彻底瓦解。无论是华老栓一家，还是夏四奶奶，以及不想沉默的夏瑜；无论是那一帮茶客，还是告密者夏三爷，或者是那一只站在树上沉默的乌鸦。沉默作为人的一种基本社会权力，理应受到尊重和保护。但是，由于社会载体的整体失衡。这种本应受到保护的权力，却只有一种被迫的途径：在权力阴影下，整体麻木又整体混沌，最后，不得不与声音或者喧闹，形成顽强的对立。

我们都知道，沉默的意义是有条件的。我们更不否认，沉默的符号意义都具有社会深度。当沉默成为一种政治符号，或者是政治符号下的文化符号，沉默就不仅仅局限在语言的范畴，也就不再单指纯粹的无声状态。在这种二元对立当中，由于强势者的权力凌驾，弱势者常常成为强势者，消磨的对象，甚至成为强权者，虚化的事物。也就是说，由于强势者的权力漠视，使得弱势载体，只能成为一种空洞意义上的原始符号，这种符号就是权力的缺席或者对立。换句话说，也就是使弱势群体，在整体上变得没有意义，这种整体上的无意义再进一步延伸，就使整个社会的弱势群体，再也没有任何人格意义上的基本尊严，再也没有任何社会意义上的基本尊严，更没有任何道德意义上的基本尊严——人的社会存在被严重边缘化。虽然海德格尔认为，沉默也是一种言说。沉默乃是一种语言的真正状态。但福柯却认为，沉默就是自身拒绝表达，或者严禁说出的东西。

根据这个界定，我们就知道，沉默在实际意义上，可以分为无意沉默和有意沉默。前者是生命个体或生命群体根本无话可说。比如春秋时期的齐国，齐威王广开言路，经过一段时间的喧闹，老百姓在畅所欲言之后，实在无话可说，就只好沉默。《战国策·齐策》中有此专门记载。我们暂且不去推知事物的真假，单就这种景象，我们就可以看出，政府并不剥夺老百姓的话语权，在某种意义上，政府是一种话语导引，不是使弱势群体的话语边缘化，而是相反。这里当然有一个大前提，这个大前提实际上与君王的心理走向有关，当然也与邹忌有关。如果邹忌不劝齐王纳谏，或者齐王，拒绝邹忌的劝谏。作为百姓，还是没有真正话语权的。因此，我们可知，当每个人的基本权力受到社会保护，这种沉默不论是整体，还是个体，都对国家没有危害。反之，故意沉默就是话语权的失衡，也就是福柯所说的拒绝表达，严禁说出的东西。本来想说，但就是不说，偏偏不说，坚决冷眼相向。大有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味道。也就是弗兰·森德拜勒所说的，沉默就是沉默自身，是没有语言的意思。这种没有言语，实际上就是一种有意义的故意沉默。这种有意义的故意沉默，实质上是对话语霸权的一种冷漠对抗，也是对话语权拥有者的冷漠对抗。《国语》中就专门有一篇，关于老百姓对抗话语权失衡的具体记载。这个记载当然与周厉王的强权统治有关。当老百姓只能在道路以目，而不可言说时，这个时候的沉默既是一种被迫，也是一种故意。最后，周厉王被流放，就与这种故意有关。

当然，上述，都是较极端的例子。是事物当中的偶然。于此，我们可知，当弱势群体对所有的东西或者事物，表现为不可言说时，沉默的世界反而蕴藏更多的声音。一旦这种声音在失衡状态下总爆发，就会对权力霸权，形成一种极限挑战。这种极限挑战的结果，却又常常形成新的统治暴力，这就是历史。根据这个叙述，我们再来看沉默。按照德里达的阐述，沉默实际上是一种状态。按理，本来应该是语言的起源与来源。但是，走向却是另一个极端。因此，沉默具有一种不可估量的作用，它承载语言并出没其中，语言只能依赖于沉默并产生于沉默之外。为此，鲁迅先生的小说《药》，在权力的阴影下，话语失衡的人群正在被迫边缘化。这种边缘化就是他们的无意识沉默——被迫沉默——只能沉默。他们被迫的沉默才是那个特定环境中，真正的语言状态。

我们都知道，暴力一旦形成，就像吸毒上瘾。当暴力成为一种本能，国家政体无疑是集权的，也是独裁的。独裁一旦完成，又促进新的暴力发展。强大的秦王朝就是这个方面的典型案例。秦在统一六国之前，仅仅是一个诸侯国，但由于自我暴力基因的膨胀，秦才渐渐崛起。崛起的秦，欲望也随之膨胀。当然，这种膨胀与东方六国的相互攻讦有关。强秦统一六国之后，对内对外，都采取了一系列的强力措施。特别是对内，“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这种做法，实际上是从根本上剥夺老百姓的话语权。让老百姓在话语与权力的基本失衡当中，整天提心吊胆。最后，百姓的终极沉默终于导致矛盾总爆发，秦王朝最终走向消亡。关于这段历史，《史记》中有比较详细的记载。不说也罢，反过来说沉默。

我们不否认沉默是一种权力。这种权力人人均等。但由于社会发育不良。比如身高体积重量身理功能心理健康指数都相等的猪，但由于自身的基因差异，经过一段时间的豢养，有的膘肥体壮，有的却骨瘦如柴。这些骨瘦如柴的，绝对不属于浓缩就是精华的范畴。而那些膘肥体壮的，由于死得太早，还没来得及恋爱就被杀掉了。骨瘦如柴的，主人一看没有指望，干脆转手，这一转来转去，结果受尽折磨，还不如早死。它们为了解除转来转去的痛苦，都渴求早死。但由于主人怀恨或者怀善，不但不让它们死，反而更加让它们，饱受幸福的苦难摧残。这一来二去，无论是膘肥体壮的，还是骨瘦如柴的，都进入了凄凉的轮回。这可能不是个很恰当的比喻，但至少可以说明，沉默的前提。老百姓当然不是猪，政府也不是养猪的。或者反之。我在不多不少读了历史上几本书之后，我才慢慢理解：沉默实际上是一种美德。鲁迅先生说，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这只是一种有限的善良假想，实际上是对暴力的过于乐观的估计。如果我们都在沉默中，当然是一种幸福（在寂静无声中听惊雷是需要勇气的）。但这里仍然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政府是不是真正具有宽容的道德力量（权力除外）。如果政府要我们幸福，我们就沉默；如果政府不要我们幸福，我们也沉默。根据此，无论我们幸福不幸福，都只有一条必然的道路：沉默。

但人是群居动物，不属于狮子或者幽魂。沉默太久，总有表达的欲望（即使是狮子或者幽魂，也有表达的欲望）。这种欲望一旦形成，想要恢复到沉默状态，实在有些困难。阿Q先生就是这个方面的典型。阿Q先生的整个人生遭遇，就在于不沉默。还有一点就是，阿Q先生的发育不健全，却又缘自于沉默。这种发育不是指心理，也不是指身理，更不是指智力。如果阿Q先生像托尔·海雅达尔《孤筏重洋》中的人物，或者是像笛福小说《鲁滨逊漂流记》中的星期五。可能就是另一种生命层面。但阿Q先生只有遗憾，我们今天看到阿Q先生在文本上游走的命运指数，也就更加遗憾，因为我们只能暂时理解他头上的筷子或者辫子。与此相似的，还有《祝福》中的不稳定因素——社会盲流祥林嫂，作为过客的贺老六，以及那群专门要听悲惨故事的老女人，帮闲而又善良的柳妈，上窜下跳又助人为乐的魏老婆子。这好像又有些远，回过头来，继续说沉默。

如前所述，沉默是一种美德。但必须有前提，这个前提当然是指政府。任何政府都可以提供给老百姓：沉默还是不沉默的权力。但更多的时候，我们都感到奇怪。有时政府明明要求老百姓沉默，可老百姓却偏偏不沉默，就像一群待宰的猪，在那里臭气熏天地哼哼唧唧；有时政府并不要求老百姓必须沉默，但老百姓却又偏偏沉默，好像一群割掉了发音设备的响尾蛇。这就使政府非常为难：究竟要不要老百姓沉默？老百姓究竟有没有权力不沉默？这也是鲁迅先生小说《药》中想要表达的基本主题之一（我个人认为）。

二、

在《药》中，沉默与拒绝沉默的二元对立是肯定的。拒绝沉默以夏瑜为代表，这种代表基本上是个体的，由此可知其基本命运的归宿。维护这种沉默以康大叔和红眼睛阿义为代表（其实，红眼睛阿义，也仅仅只是权力阴影下的寄生物）。这两种人物的对峙，结果以不沉默的灭亡为最终代价。介于此二者之中的，就是另外一群了。鲁迅先生在这篇小说中，呈现了两个世界的对比。一个是暴力世界，即强权意志。以及这种强权意志下，形成喧闹的环境意志——集中在茶馆中表现出来的——背后终极沉默。华老栓一家，夏四奶奶，还有花白胡子，驼背五少爷，二十多岁的，都是这种环境意志下的供品。一个是沉默或者沉寂的世界。一个是喧嚣与闹腾的世界。在这里，环境意志是权力霸权的表现或者结果，而沉默或者沉寂，则是这种权力暴力下的附加载体，一种承载弱势群体生存现实的基本符号。

在此之中，话语权的霸道集中体现在康大叔身上。而沉默则集中体现在华小栓身上（作为个体生命，华小栓是完全可以被忽略的，但又必不可少。这个人物成为小说的中心轴而存在，但他始终是沉默的，这种沉默当然是以被严重的边缘化而告终）。这种生命走向的基本对立，结论只有一个：有声世界是重要的，无声世界是可以忽视或者忽略的。在这篇小说中，茶馆的意义非同小可，沉默与喧闹在此形成两极。喧闹是社会的主体，沉默是社会的客体。此二者，构成鲁迅此小说的特殊意义：看客们的期待与政府的期待，都达到了高度惊人的统一。在这里，只有喧嚣的权力意义，沉默仅仅只是一种零符号，这在小说的开篇，就有明显的暗示。在先生这篇小说中，人群被迫边缘化的表现主要在三个地方：一是华老栓买药现场的环境描写（一群看客）；一是茶馆中康大叔的高声议论（一群茶客）；一是华大妈和夏四奶奶同时上坟（两个孤客。外加一只乌鸦，三个相互孤独的生命过客。乌鸦的叫喊实际上是反衬环境的沉默，这里，环境的沉默无疑是社会群体沉默的表征），这三个地方的描写，实际上已经贯穿了小说的主题：沉默的语境意义，以及人群的被迫边缘化，其背景意义之后的究竟何在。

作为被边缘化的人群，在小说的背景中，实际上是没有什么意义的，这种没意义，就是真正意义上的边缘化。被迫边缘化的人群，唯一拥有的权力，就是沉默，这里的沉默，既不是有意沉默，也不是无意沉默，而是一种不知所措的生存状态。就沉默本身而言，“这是一种由无言、缄默、或沉默寡言所产生的一种状态。”——这是哈里·威尔默说的。这种状态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凝滞状态，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麻木状态。麻木状态本来是被弱化的人群的基本生存方式。因此，《牛津英语词典》把沉默定义为“声音或者言语的缺席”，这当然不仅仅指字面意义。沉默之所以沉默，在于它的无言与无声，与噪音和喧嚣，形成顽强的对峙。于此，我们不否认，作为对弱势者的人格符号漠视而言，沉默当然是一种被迫的权力。这种被迫的权力一旦深入，作为被迫边缘化的人群，所产生的社会走向，则只能是一种更深的沉默。

我们都知道，任何话语的产生都伴着权力意志，这点可以肯定。而剥夺他人话语权，这是强权者的基本手段，或者给你话语权，但你必须要在许可的有限范围之内。这样，作为弱势群体，无论沉默还是不沉默，都只有一种恐怖感。因为这种结果常常导致被迫边缘化的人群的——非人格化。这就是鲁迅先生《药》中开篇的描写。虽然，我们也不否认，弱势群体与被迫边缘化的人群，也拥有自己的权力：沉默，绝对地沉默。沉默使自我游离于权力之外，形成一种相对意义上的旁观者——麻木者就是这样诞生的，无奈者也是这样诞生的，悲哀者更是这样诞生的。华老栓作为看客之一，当然不知道这些，在寒冷中等待的人群，当然也不知道这些。因此，在这个寒冷的早上，华老栓为到杀人现场买药——救自己的孩子——不得已——站在寒光闪烁的凄凉早晨——热闹的杀人场面当中，亲眼目睹了这场对个体生命的屠杀。但作者的意图当然不在此。在这种语境意义下，我们可知，那群看客，杀人者，被杀者，都组成了一种特定意义下的语感与环境背景，这种背景主要通过华老栓的视觉与感觉误差展现出来。在这个情景中，鲁迅先生没有做过多的渲染，仅仅把康大叔身上的权力霸权——代表政府授权的阴冷杀气，——杀掠生命的张狂快感——与专政的凶狠——有序地展现了出来。这就像电影中的特写镜头。在这个镜头中，重点通过康大叔的语言动作：“喂！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一个浑身玄色的人，站在老栓面前，眼光正像两把刀，刺得老栓缩小了一半。”华老栓看见馒头上往下掉的鲜血，内心发憷，摸出洋钱，却又不敢去接康大叔手上的东西，康大叔便有些发急。“抢过灯笼，一把扯下纸罩，裹了馒头，塞与老栓，一手抓过洋钱，捏一捏，转身去了。”这段描写，我们看出，杀人场面的热闹，杀人者的凶残，华老栓内心的恐惧，形成了强烈的震撼对峙，这幅画面不仅冷漠，阴狠，而且恐怖，阴森，使其他活着的生命恐惧而又必须保持沉默。

在这种对峙当中，华老栓作为看客之一，目睹了杀人的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其他看客，却充满了好奇与满足。先生在此，把这群已经被严重边缘化的人，通过黑暗，通过寒冷，通过愉快的恐怖，全然展现出来。与此同时，华老栓作为被忽略的生命载体，却表现了相当深刻的语境意义，这种语境意义成为当时的文化载体：后殖民地的强权统治，已经到了什么程度，作为尘土一样的芸芸众生，已经成为权力意志下的齑粉。因为在这个情景中，只有康大叔拥有绝对的发言权，其他看客的屏声静气，都是为康大叔的出场作铺垫。作者在此对看客们写道：“却见一堆人的后背，颈项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着。”这是杀人前的场面静态特征，看客们的心理就是通过这种寂静的特写展现，我们读到这里，也深知看客们的内心走向：在寒冷的清晨，等在这里，就是为了目睹一个被杀者怎样被杀。在这里，杀与被杀形成对峙；看与被看形成对峙，卖与被卖形成对峙，以及后来的，吃与被吃形成对峙。在此对峙当中，我们可知，强权或者暴力的统治力度。以及在这种力度下的沉默客体。除此外，文章开头第一句描写，也是这种语境的前景暗示：“秋天的后半夜，月亮下去了，太阳还没有出，只剩下一片乌蓝的天；除了夜游的东西，什么都睡着。”这个语境片段，我们可以看出，“什么都睡着”，就意味着沉默。沉默是一种基本的生存载体。这句话，实际上是文本的情感基调，这种基调贯穿文本始终。在这种基调下，要想生存，必须保持极度沉默。必须接受权力霸权的彻底漠视，才能完成战战兢兢的自我生命走向。

因此，很明显，作者描写的这个环境，是一种扭曲，是对生命客体的毫不在意的扭曲，这种扭曲，在其他的社会小说中，也很明显，比如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罪与法》，拉斯科利尼科夫的心理集权转向。但这种转向，并没有剥夺其基本的话语权，也就是说，主人公拥有自己的话语权力。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药》中的第二个环境展现。在这个环境中，康大叔是唯一的话语霸权者，他有权力鄙视或者收拾任何人。康大叔一出场，景况就非同一般：“驼背五少爷话还未完，突然闯进一个满脸横肉的人，披一件玄色布衫，散着纽扣，用很宽的玄色腰带，胡乱捆在腰间。刚进门，便对老栓嚷道……”这一“嚷”，居高临下，强悍粗野，让人一览无余的不寒而栗。然后是主人和茶客们的表现：“老栓一手提了茶壶，一手恭恭敬敬的垂着，笑嘻嘻的听。满座的人，也都恭恭敬敬的听。华大妈也黑着眼眶，笑嘻嘻的送出茶碗茶叶来，加上一个橄榄，老栓便去冲了水。”这个细节描写，无疑写出了权力拥有者的霸道，也写出了权力阴影下，日渐边缘化的人，他们的被动与盲从，他们的恐惧与不知所措。当话题由人血馒头引到夏瑜时，茶客们的表现是耸起耳朵；杀人者的表现是特别高兴，“横肉块块饱绽，越发大声。”当茶客们听到康大叔叙述夏瑜在狱中受尽折磨，劝牢头造反时，二十多岁的茶客，显出气愤模样，“阿呀，那还了得。”当夏瑜在狱中被揍时，驼背五少爷忽然高兴起来。从这两个人物的基本表现，可见在当时的社会强权意志高压下的语境权力：政府对社会大众的精神与心理强暴，导致社会大众的整体失语，也导致他们的整体心理，都与政府集权高度相统一。在这个场景中，茶客们作为唯一的社会听众，使得康大叔超级兴奋。不仅表扬了告密的夏三爷，还把狱中夏瑜的基本表现渲染了一番。这一渲染，交代了不沉默者的下场。在渲染过程中，当茶客们误解了康大叔的话时，康大叔立即显出鄙薄的神情。康大叔这种神情一出现，茶客们的表现忽然有些板滞，话也停顿了——真正的噤若寒蝉。由此可知，康大叔代表的不仅仅是话语霸权。这个场面的展现，我们可知，话语霸权与权力霸权的相互胶着：压制弱势者的言说，是强势者的道德规范，强势者通过他人倾听而支配自己的话语。而弱势者只能在授权的情况下，才可以言说。在这种语言背后，我们可以看出，强权的暴力无处不在。

作为通篇没有出场的夏四奶奶，在文章的最后出场，而这时，华小栓并没有因为人血馒头的药理作用，而不走向死亡的归路。华大妈在华小栓的坟前忙完之后，只好呆坐，仿佛等候什么，这个时候的华大妈，已经完全处于边缘化的极限状态——一生的所有寄托，转眼之间就烟飞灰灭——与夏瑜的被杀被吃有机扭在一起。所以，夏四奶奶出场的最后一个镜头，通过华大妈的观察所得：“小路上又来了一个女人，也是半白头发，蓝缕的衣裙；提一个破旧的朱漆圆篮，外挂一串纸锭，三步一歇的走。忽然见华大妈坐在地上看他，便有些踌躇，惨白的脸上，现出些羞愧的颜色；但终于硬着头皮，走到左边的一坐坟前，放下了篮子。”“……那老女人徘徊观望了一回，忽然手脚有些发抖，踉踉跄跄退下几步，瞪着眼只是发怔。”当夏四奶奶一通没有所指又强有所指的话后，我们虽然看见，夏瑜的坟上有一个并不起眼的花圈，但我个人认为，这个花圈并不能说明什么，因为连夏四奶奶本人都无法理解，这里就显得有些生硬，甚至故意。送花圈的人，很可能是对夏四奶奶的同情，或者是对夏瑜的悲悯：弱势者同情弱势者，沉默者同情沉默者，边缘人同情边缘人（我们可以联系文本前后得出这个结论）。此后，作者继续通过场景展示这种故意：“微风早已停息了；枯草支支直立，有如铜丝。一丝发抖的声音，在空中愈颤愈细，细到没有，周围便都是死一般静。两人站在枯草丛里，仰面看那乌鸦；那乌鸦也在笔直的树枝间，缩着头，铁铸一般站着。”这个画面的描写，不仅凄凉，没有生机，更多的却是被迫边缘化的人群，他们现有的生存状态，虽然是春天，却显得分外凄凉。这里，实际上是一种生存暗示，对生命弱势者的生命暗示：沉默，或者被迫沉默，无论什么季节，沉默是生存的唯一指向。在此，我们可以看出，没有任何社会话语权的人群，他们的生命在实质上是完全可以忽略的。被迫边缘化的人群，统统没有人格意义上的尊严，当然也就没有生存意义上的尊严，在这种尊严失衡中，他们唯一的幸福归宿就是提前走向死亡。在此，鲁迅先生提出了一个尖锐的社会问题：正在被迫边缘化的人群，究竟有没有生存的基本尊严，作为权力霸权下的执政政府，是否有必要给被迫沉默者一个自我生存的意义范围？特别是正处在后殖民时期的社会：生存挣扎在社会最底层的生命，究竟是不是生命？或者说，算不算生命？总之，在《药》的整个小说场景里，弱势生命是可以随时随地被践踏的：谁掌握权力霸权，谁就可以为所欲为。这是一种基本的社会生命走向，也是一种基本的社会宿命走向，更是一种基本的社会伦理走向，更或者说，是一种基本的社会“道德”走向。

鲁迅先生在这篇小说中，实际上写了一群在权力霸权下生存的边缘人，他们没有任何话语权，更没有自我拥有权。他们的挣扎，他们的沉默，他们的毫无出路。他们的存在仅仅是一个外在的虚化符号。他们必须没有思想，他们也不需要有自己的思想。作为社会最底层的生命挣扎者，他们的故事既是悲剧式的，又是喜剧式的。在这场严肃而混乱的演出中，作为唯一的反串人物——夏瑜，却成为了人们必须要沉默的理由；作为夏四奶奶，生命可能随时终结的老女人，注定了一生都必须在阴影当中行走或者喘息。在这里，告密成了美德。对他人的告密，实际上是对他人权利的侵害，但在这种语境下，是不存在这种定义的。因为对不沉默的指控，成为了朝廷赏赐的理由。夏三爷作为没有出场的人物，却给大众生命带来生存的阴影：由此我们可知，政府的目的就是要让大众缄口。让生命失去根本的社会意义——这是集权社会载体的基本功用。其中，权力实施的阴影，目的是让社会生命整体失衡。权力，作为社会走向的唯一载体，是可以扭转甚至改变社会的伦理道德思想走向的。在这篇小说中，康大叔作为政府的代言人，嚣张，霸道，蛮横，为所欲为，又在情理之中。视老百姓为草芥，是他的天职；根本不把社会的基本生命层放在眼里，更是他的天职。在康大叔那里，只有朝廷，朝廷是他的生命意志，作为政府的权力代言人，我们当然理解他的生存态度。因此在小说中，康大叔除了充当朝廷的强力杀手外，还承担了监视的义务。他整天的无所事事，实际上是对社会下层的强力监控，谁有不轨，或者说，谁有不同意见，更或者，谁不沉默，就一杀了之。在此，我们可知，权力的阴影宛如病毒，真正无所不在。作为社会基本生存的寄生物——只能被迫沉默，被迫边缘化。因此，已经或者正在边缘化的百姓，只能接受命运的凄凉馈赠——在权力控制下，尽快悄然地，努力死去。小说最后的暗示，已经非常明显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三、

通过上述，我们可知，鲁迅先生这篇小说的文本意义。小说对在那种环境生存下的人群的个体与群体关注，其意义已经超越了故事本身。先生在这个文本中，通过两条明暗交织的线索，告诉我们，话语失衡下的生命个体，其在实质上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这是一群没有任何尊严的人。在这种无尊严的生命指向中，生存的苦难是生命的必然。作为生命本体，没有基本的人生话语权，只有无端的，被迫的沉默，并导致无端的边缘化，这就是《药》的社会层面的意义。因此，关注弱势群体，使他们有平等的话语权，与他们平等对话，这是任何政府都应该解决的问题。因为在人类中，任何人都没有权力剥夺他人的生命尊严（包括话语尊严，沉默尊严）。如果不改善被迫沉默者的生存状况，任何权力，任何政府都是不人道的。这就是先生在这篇短短的小说中，留给我们的思考之一。所以，还是先生自己的话说得好：“自然，做起小说来，总不免自己有些主见的。例如，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效的注意。”（《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这段文字，可以看作是本文的基本注脚。

这篇小说，与《祝福》一样，都是对社会最低层的话语失衡者的生存现状的揭露。社会下层的生存者，他们的艰辛与挣扎，他们的不幸与泪水。他们苦难的生存奔走与社会强权的整体暴力，形成了强有力的对比。在这种对比中，我们知道，杀人者的盛宴与狂欢，都是建立在社会基本生存者的鲜血之上的。这正如先生在《狂人日记》中所指出的，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仅有两个字：吃人。弱势者被强权者任意宰割，这究竟是社会的进步，还是社会的症结？当权力暴力纵深到生命的各个角落，社会的整体失衡，不仅导致社会矛盾的尖锐，还导致社会权力的极度多元：权力的嚣张，究竟要走向何处？特定语境的被迫沉默，究竟有没有尽头？被迫边缘化的人群，究竟有没有自我的生命权利？作为一般意志的生命存在者，究竟有没有自我的生存空间？当沉默成为一种武器，权力暴力还能真正长久吗？

因此，当生命成为一种社会载体，作为社会载体的施与者，不得不考虑社会层面的基本生存：沉默者的基本生物尊严。先生的这篇小说，无庸置疑，在我们今天，仍然具有相当的可读性。无论怎样的社会文化，无论怎样的社会生存，也无论怎样的社会道德，更无论怎样的社会强权，都必须正视：沉默者的自我力量。在实际的无声与实际的言说之间，作为国家权力，应该对大众的生存意志体现出基本的道德原则，这个原则就是：必须以老百姓的生存意志作为国家意志，而不能以国家意志作为老百姓的基本生存意志。在此之下，那些被迫的沉默者，那些正在或者已经被迫边缘化的人群，能够尽快地回归于沉默意义本身：对这个不可言说世界的界限，进行一种真正空前的超越。使真正的沉默成为一种话语意义上的缺席。

作者介绍：

张学明，网名menghen，或梦痕，西蜀锦官城人。当过记者编辑，现在浙江慈溪中学教高中语文。作品散见《诗刊》、《星星》诗刊、《雨花》、《佛山文艺》、《文学港》、《野草》、《中学语文教学参考》、《中国诗萃》等等。有个人作品集《最黑暗与最明亮的》出版。